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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好作品。但就《私人生活》而论，我有理由说，我的指望落空了。现在我觉得《私人生活》不好，陈染会说，这是男性中心的偏见。假如我说这书好看之极，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。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：颂扬的话能通过，批评的话就通不过。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：女作家的作品，男人只能赞美，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。假如女性文学意味着对文学做这样的分割，那就没什么意思。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，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，它会把文学割碎。当然，对于女性文学，我也不是完全的取消派。女作家写性别意识，只要能写好，我就赞成。
另外一方面，作者写出文学未曾表现的一种文化特异性，会是有趣的，但又不一定会好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有种肉冻似的海洋生物有思维的能力，在大海中漂浮了亿万年。我们把它们中的一个捞了出来，放进鱼缸，给它一支笔，可以想见，它能写出些有趣的东西，但未见得好，虽然它们在陆生动物停止的地方开始思考，也不见得是好小说家。除非它对文学有些了解，有一些写作的经验——假如我们承认有好和坏，那么就必须承认在文化的特异性之外，还有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，由这个标准来决定作品的好和坏。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还有些了解，我的看法是：这些学问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写作。通过写作可以改变自我，这就是说，真正能教我们如何写作的，却是写作自身。
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期《北京文学》杂志。